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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商仁匠|杜春阳:这辈子最大的问题,就是不求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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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来源:传媒一号
  • 发布时间:2021-08-26 20: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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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概要描述】杜春阳是前仁怀县冠英酒厂厂长。这家酒厂成立于1978年前后,是仁怀最早的民营酒企之一。1978年,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刚刚拉开序幕,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的思路,惠及的更多是沿海城市。偏远的贵州,还要等到七年后的1985年,政策才会逐渐明朗。杜春阳,在那个时候就开始酿酒,可见胆识思维,都超前于同时代的许多人。

仁商仁匠|杜春阳:这辈子最大的问题,就是不求人

【概要描述】杜春阳是前仁怀县冠英酒厂厂长。这家酒厂成立于1978年前后,是仁怀最早的民营酒企之一。1978年,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刚刚拉开序幕,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的思路,惠及的更多是沿海城市。偏远的贵州,还要等到七年后的1985年,政策才会逐渐明朗。杜春阳,在那个时候就开始酿酒,可见胆识思维,都超前于同时代的许多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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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求人”是对他一生最好、最准确的评价。相谈正欢的时候,代斯正突然对杜春阳说道:“老爷子,您这一生最大的遗憾,是万事不求人。”

杜春阳是前仁怀县冠英酒厂厂长。这家酒厂成立于1978年前后,是仁怀最早的民营酒企之一。1978年,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刚刚拉开序幕,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的思路,惠及的更多是沿海城市。偏远的贵州,还要等到七年后的1985年,政策才会逐渐明朗。杜春阳,在那个时候就开始酿酒,可见胆识思维,都超前于同时代的许多人。

代斯正是与杜家合作十多年的经销商,很是了解杜春阳和杜氏家族。他话里有话,言外颇有深意,但杜春阳颇为自得。在他看来,“万事不求人”并不是此生的问题或遗憾,而是对他一生最好、最准确的评价。

 

仁商仁匠|杜春阳

 

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

杜春阳才到遵义八五厂两个月,就干不下去了。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,工人是一个让人羡慕的身份,但他干得不得劲儿,“每个月才三十块零八角”。

这个“铁饭碗”比当时仁怀鲁班供销社营业员的酬劳高,“他们16块钱一个月”,但这点工资,还没他之前酿酒换的钱多。那时杜春阳刚刚二十出头,精力旺盛,沉闷呆板的工作,根本圈不住他。何况,他早就尝到过酿酒挣钱的甜头。

不过,杜春阳还是从1966年“熬”到了1978年。在他打定主意要离开的时候,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还要等到12月才开,“就在国家开改革开放会议的头一个月,我就回来了。”

失业之初的杜春阳无事可做,但他闲不住,想着法找事做。他的性格,是宁肯累,也不肯闲。就这么磨了大半年,第二年,地里的玉米黄了,杜春阳酿酒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,“我就把苞谷砍了,砍回来就酿酒,从79年到现在,就没停过。”

现在的机械化、自动化,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,但酿酒依旧是个劳动密集型行业。杜春阳酿酒的时候,只能靠人力,更辛苦。酿酒还需要大量的水,水源在400米外的地儿。他一个晚上,要挑50担,往返行程就是八十里地。一个晚上下来,杜春阳的衣衫、裤子满是汗水,湿得能拧出水来。

回顾杜春阳当年,其艰难处,远超常人想象,但他毅力之坚、体魄之强,也远超常人。杜春阳的创业史,是一种典型的劳动人民与恶劣环境、贫困生活争斗的历程。勤劳、拼搏、不畏艰难,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在他身上都很明显。

杜春阳挣的钱,来得硬实,每一分、每一厘,都是凭他自己双手辛勤劳动所得。用代斯正的话说,就是“你的钱很干净”。杜春阳不求人,大约是他一身铁骨铮铮,从不投机取巧。

 

创业时期的杜春阳(后排左一)和家人

 

尽干“出格”的事儿

赶上了好时候,杜春阳这回不再像前两次那样,有始无终。说起来,他早在1960年就在干酿酒这件事儿。那年,他才十五岁。那是一个粮食极度短缺的时候,杜春阳找不到粮食,就上山去摘青杠籽、野柿子,“红薯也酿过”。贵州山里野柿子树多,当地又叫柿花,但生吃涩口,为当地人所弃。杜春阳就采了回来,用剁辣椒的刀捣烂,然后上锅蒸,再撒上曲子发酵。红薯也是一样的做法,主要是酿白酒。

青杠树大约就是橡树,子实状似袖珍的小陀螺,含有油脂和淀粉,可以用作酿酒。在粮食匮乏的年代,那些在当地人眼中无用的东西,都成了杜春阳酿酒的原材料。杜春阳不敢声张,在家里酿,但“酿酒就要销(售),一销就有人知道。”再是小打小闹,他也是做得风生水起了。左右邻居,有的还会上山采回野果请他代酿,是想掩也掩不住。

半年之后,当地政府领导就知道了。虽然东窗事发,念在杜春阳年纪不大,领导没有上纲上线,但酿酒的事就此作罢了。杜春阳安分没两年,到1964年,中国的粮食问题终于有所好转,他的心思又活络起来。“小麦、苞谷(产量)过关了,粮食政策就没有60年卡得那么严了,我又开始烤酒。小麦、大麦、玉米、高粱、荞麦,我都烤过。”

杜春阳酿酒,不拘原材料,对不同粮食的秉性、酒的形成、酒质如何,都很熟悉。“小麦酒,喝起来回甜重,装在土坛里,有半拇指厚的皮沫,就像凝了一层猪油。它的甜味比一般的酒重,我们现在勾酒,要勾甜味重的,但不能放糖。如果我现在还在烤酒,小麦酒拿来勾调,是个好酒。大麦酒比高粱酒产量高,口感还要好。苞谷酒亏燃料,大麦、小麦、高粱都不亏。”

这次也没能做长久,直到年的十月份。杜春阳无事可做,但又闲不住,就干木匠活。他也是无师自通,“就做桌子、板凳、桶,搞了一两年,生意还好。”

杜春阳似乎有一种本事,就是不管处于多艰难的境况,都有办法让自己过得好一点。这让计划经济时代的干部们很是头疼。1966年,当地干部把他安排进遵义的85厂,想来是他们防微杜渐,打量有个工作圈着,杜春阳至少不会再干“出格”的事儿。

 

“不求人”是对他一生最好、最准确的评价

 

算盘打得噼啪响

杜春阳今年76岁了,须发皆白,除了有点耳背,身体很是硬朗,说起话来思路清晰。回忆当年,许多细节他都记得一清二楚。“退转去二十年,有人来帮我办低保。我一看,要交三万多,一个月才领两百多,我把那个塞在抽屉里不管。后来想想,虽然只有两百多,但每年还要涨点,我还是要靠着(国家)这棵大树,第二年又找出来让他们去给我办了。”

这一段往事闲话,杜春阳是随口提起,长子杜富杰有点无奈:“你那个不叫低保,你那个叫养老保险。”早在2005年,杜富杰兄弟就已经接班。说起最初不肯办养老保险的理由,杜春阳说:国家会做生意,我不会做生意?

杜春阳会酿酒,更会做生意,账还算得细。他给遵义八五厂的工作算过帐:“我人年轻,你用三十块零八角就把我的劳力买到了。一个月三十块零八角,我随便找都找得回来,所以你就是给我一千块一个月我都不干。”

早年,他酿苞谷酒,也收苞谷送金沙的一家酒厂,一斤赚三分。那时,国家粮库收的价格是一斤7分3厘,“但有的背去了不收”,杜春阳收,价格是7分,丰年一天能收三万多斤。“一斤三厘,十斤三分,百斤三块,千斤三十,万斤三百,我一天能挣一千。”杜春阳算账是把好手,结果也对,但为什么总感觉哪里怪怪的。

不只倒卖苞谷赚差价,杜春阳还给砖厂拉煤,“我帮砖厂买东西,帮他们讲价,比他们厂里还细致。后来我跟他们算了细账,就专门给他们供煤。我给他们拉了七年半,一天五车。”

砖厂每天只烧三车煤,但杜春阳得给自己存两车,因为他还有个加油站,一个月要去遵义拉两趟油,“还要给散户拉煤,要把这些除出来,就要库存两车。一车煤的利润大概有38块,五车就将近两百。我还抽地下水灌溉田土,大概能赚一百三。”

这个杜春阳,在仁怀酒圈,也是德高望重了。仁怀一年一度的重九祭水大典,他和怀庄的陈果,以及酱酒大师曹大明,都是主祭人。2019年,仁怀酒协评选“中国酒都仁怀酒业改革开放40年40人”,杜春阳身在其中。和他同时当选的,还有茅台酒厂的李兴发、邹开良、季克良等。他似乎完全没有人设包袱,一点不忌讳让人看出他那点小心思和精明,算盘打得噼啪响。

 

仁怀重九祭水大典,杜春阳是主祭者之一

 

杜春阳的家业,是勤劳节俭在和精打细算中起来的,“我挣一块钱,只花一分钱”。收玉米的空隙,杜春阳就蹲地上捡粮食,一天能捡二十来斤,被路过的人笑,大约是笑他抠。他并不是抠,“就是看落在地上浪费可惜。”仁怀酿酒起步早的,大多酿过苞谷酒,深知粮食的来之不易。说起这桩往事,杜春阳拍着大腿哈哈大笑:“好耍,好耍!”

杜富杰感叹:“我父亲是什么苦都吃过。”杜春阳不以为意,觉得劳动反让自己身康体健:“我不敢说(没有)腰酸背痛,(但)血压不高,血糖不高。大家不吃的我都能吃,一天还要喝两次酒,中午一次,下午一次,一次二两多三两,只喝这么多。”

屈辱和争心

尽管那时的中国,已经确定改革开放,但很多地方,尤其是偏远的内陆地区,思想没有完全解放,“还有很多阻力”。1983年的一次遭遇,杜春阳至今记得清楚。杜春阳的酿酒事业,干得热火朝天,税务部门也找上门来。他也爽快,“我不知道要交好多税,就让他们帮我核个量,该多少我就交多少。”

那时,土地包产到户,当地村里的支书、大队长、会计三个人,一时没有工作可做。鲁班公社的一位领导找到杜春阳,希望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工作岗位。杜春阳也同意了,“但我用不了那么多的劳力,就让他们轮流来烤酒、喂猪,我帮着分工作。”

有了这么三个帮手,杜春阳就把纳税的事儿,交给了那位大队长,“让他帮我交”。他没想到的是,这人偷偷拿去赌博,“后来县税务局的局长问我为什么没交,我说早就交了,他又说没交拢,我才晓得他拿去赌钱了。”

本来沟通就能解决的事,也不知为何,杜春阳和那位领导说僵了,两人都动了肝火。“那个时候我四十岁不到,四十岁不到啊,我说我这农村人的性格就是恼火。”杜春阳自嘲,大约是后悔当时的年轻气盛。因为,相关部门以偷税漏税为由,在鲁班全县贴了批斗公告,把他拉到街上,挂牌游街示众。

杜春阳埋着头,缩着肩,形容着当年的样子,“改革开放会都过了几年了,83年还喊我站个高板凳、戴个牌牌”。许多年过了,杜春阳已经平和,但言语间,依旧有微微的愤慨。那件事对杜春阳的打击不小,“过了83年,84年我啥都没干,酒也没有烤。”

他也不是什么事儿也没干。1984年,遵义市地区领导到仁怀视察。到杜春阳家里时,正碰着他在挖蓄水池,用来做烤酒的冷却水。

“泥巴挖出来没地方倒,我就用手推车推到门口,搞成一个鱼塘,蓄水养鱼。书记就拍着我的肩膀,说我这样干是对的。”杜春阳回忆,“我说不能使劲干,够生活就够了。”

领导大约是了解过杜春阳的遭遇,以为他经此一事之后,心有余悸。为了鼓励他,领导说:我说了算!

“遵义到仁怀你说了算,贵阳到遵义你说了算不算?”杜春阳这样说。这是一个朴素的道理:任何一个官员,只有在他管辖范围内,才能真的说了算。圆滑一点的,就算心知肚明,也会随声附和,给足人面子,偏偏杜春阳是个冥顽不化的,非得捅破这层窗户纸。

“这是我内心的老实话,我说这个是正当的撒,结果他就找不到谈的了。”杜春阳笑眯缝了眼,眼中有一抹狡黠。他为自己“难”住了一个官员而得意。在中国的民间文学中,老百姓对权力的揶揄,甚至嘲笑、反抗,是一种被肯定的精神。杜春阳的骨子里,带着这么一种劲儿,而性格里的狡黠与机智,也总能让他抓住一个理字。

听着过往旧事,我大约能想明白杜春阳为何会在83年吃那么大一个亏。他遇到过很多困难,都凭强健的体魄、坚韧的意志,以及足够的精明解决了,他对自己有着十足的自信。那件事看似是他直来直去的性格所致,其实是他骨子里带着一种争为强者的争心。他不会求人,也不会向任何人低头。即使可能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,也绝不回头。

好在那位领导没有为难杜春阳,反而给了极大的关注和扶持。

1984年的10月,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专业户座谈会,也就是俗称的万元户大会,“有283个人,我是其中之一。”杜春阳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。此前,区里的领导来做统计,杜春阳留了个心眼,“我还压缩了,报的是一年挣一万,其实我一个月就挣一万。”

 

杜春阳之子杜富杰 台典酒业集团董事长

 

够吃饭就够了

杜春阳原本主要做玉米酒,自打北京回来,他就申报做中级酒,“85年得了国家农(牧渔)业部的奖,得奖的时候好多还没开始做酒。我92年左右就做酱香型白酒,灌瓶、贴商标。”

1995年,杜春阳打算交班了,但杜富杰兄弟却有些不情愿。“当时仁怀做酒的人多,酒不好卖,而且随时都在投入。”杜富杰说,“后来接手,还是后悔,应该早一点做。”

十年之后的2005年,杜富杰和弟弟杜江涛正式接手。杜春阳给他们的是近三十个窖池和几百吨老酒、一块地基,以及一群跟他干了许多年,有经验的酿酒师傅。当时我是这么说的:“你们原来没有产过酒,现在包装车间的酒就是我的,不要动。你们可以卖散酒,一路卖,一路烤。”

 

杜春阳之子杜江涛 台典酒业集团总经理

 

在代斯正看来,这家企业能走到现在,正是因为杜春阳留下了一批老酒,“酱香白酒拼到最后是拼老酒,没有老酒,说什么都没用,恰恰老爷子留下一批好东西。”

杜春阳很珍视那批老酒,但更多的,是希望杜富杰兄弟能在自己的基础上有所作为,“现在的办公大楼,是当年的鱼塘,交给他们的时候,底下的基础都做好了。他们2011年才修厂房。”

刚交班的前五年,杜春阳每个月至少要从遵义回仁怀两趟,后来就很少了,大概也是完全放心了。如今,他只在企业需要的时候出来站台。这些年,家族产业在杜富杰兄弟手里,还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,由此前的冠英酒厂,发展为台典酒业集团,酱香白酒年产能达2000余吨,是当地的规模以上企业。

不过,杜春阳对企业发展似乎颇有微词,“我不应该催他们,否则厂就还在我手里,我可以专门管生产、建厂房,那现在这个厂(规模)起码大一半。”杜春阳这样说,但实际上,当杜富杰一提到发展,他却并不赞同,“够吃饭就可以了。”

父子间的分歧不在发展,而在是否需要借用外力之上,比如和政府搞好关系。在杜春阳面前,杜富杰很低调。只要不说这些,两人父慈子孝,其乐融融,一说就谁也不服谁。于是,有了下面这番代斯正和杜春阳的对话:

——做大事业,肯定要依靠别人,包括政府。

——我就不会去!

——老爷子,您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,万事不求人!您如果能够改变一点思维,早就不是这样子了!

——我为什么要求人?

——您就没有意识到,当今社会就没有不求人的?

——我就不求!

——您是不求人,您很硬气,也很干净,这很难得,但您干得很辛苦。

 

台典酒业集团酿酒车间

 

后记

这番对话,很容易让人觉得,年轻时敢干别人不敢干之事的杜春阳,在上了年纪之后,已变得保守。古往今来,有很多的人,都是年轻时激进、锐意进取,而后因为经历的多了,棱角被渐渐磨平,是以年老保守。

杜春阳的保守,或许一直都有。一个人不求人,其心志毅力,都极度强悍,坚信不用依靠任何人,只靠自己一双手就能打天下。只是,从另一个层面看,这是和外界的人事物,保持着一种距离——鸡犬之声相闻,老死不相往来。在仁怀,杜春阳绝不是唯一,还有很多人和他一样。“小国寡民”是老子推崇的一种政治理想,这种观念也根植于很多国人意识之中。

只是,时代在变迁,仁怀虽固守着传统工艺,却已然不再是小农经济时代的仁怀,至少,新力量就在大举进入。杜富杰的忧虑,有他的道理。今天,酱香白酒这个传统而固执的行业,在市场的冲击之下,企业应如何应对?企业发展,离不开外界的支持,但企业应该如何与之打交道?或者说,应该如何保持一种适合的尺度?……

杜春阳不会去想了,他的晚年生活很充实。他遵义的家里,养着几只狗,几只鸟儿,还有一缸的小鱼和一池的锦鲤。说起狗狗,杜春阳赞不绝口,“大狗有九十斤,还有两个小鹿犬,它们就是讲不了话,但我说什么,都听得懂。”这样的生活,用代斯正的话说就是,“养鸟、喂鱼、养花,每天就是‘寻花问柳’,过着神仙般的日子”。

这些问题,都要留给杜富杰,以及仁怀现在的企业家们。(黄雪梅 台典酒业集团供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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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9-06-25 00:00: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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